_老基哥
一提到科学，大家都认为文化含量很高。从事过科学研究的人，也往往有一种特别的自信，认为自己做的是跟全人类、全民族命运前途息息相关的事业，总会跟情怀挂钩。
但是，比历史担当或者匠人文明更重要的是让科学与工业化和商业文明结合，将象牙塔与时代动向紧密关联，才是这一代科学家、产业人、投资人真正的历史责任。
原创的高科技产出需要研究科学逻辑与市场逻辑的结合点从而实现商业化，需要深刻领悟当前中国科学家创业的瓶颈究竟在哪里？今天我们一起温古知今，追本溯源一同探究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大学》有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梁启超在《新民说》中也有阐述：“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励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其所本无而新之。
中国曾是一个大陆的主宰，我们把这块大陆称作“天下”，直到百年前遭遇西方。两个不同世界的碰撞以及近乎惨烈的碰撞方式，是形成近代中国穷尽思考力寻求变革的真正根源，中国开始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面对西方的同时，也得面对自己的过去。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我们得以理解科学文化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科学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
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
从1643年牛顿诞生到1765年瓦特发明蒸汽机开启欧洲工业革命、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欧美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世界新的竞争格局由此产生；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1840年前后，英国的机器化生产已基本取代手工业生产；1847年西门子&哈尔斯克电报机制造公司成立，开启了电气化时代。
欧洲在经历了约600年的阵痛和努力后终于彻底超过中国。翻开世界文明史，欧洲从中世纪政教一体的长达一千年的黑暗时代挣脱，复兴者从阿拉伯帝国保存的希腊、罗马古籍恢复了希腊、罗马文化的同时，消化吸收了东方文明的科技与产业、体制与艺术成就，从而诞生了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
李约瑟在他15卷的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中国古代的技术和文化是很发达的。有技术上的成就“四大发明”，15世纪之前，中国的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遥遥领先于当时的西方文明。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技术水平。但很显然古代及近代中国并没有产生科学（我们知道即使游得再快，也不是科学，而是技术。能够将身体在水中的浮力与身体排开的水的重量关联起来，也就是阿基米德的浮力定律，这是科学）。
我们从小到大的教科书所有的自然科学知识，包括数学、物理、化学都来自于西方。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这是一个挺难回答的问题。但是回答好这个问题才能去探讨新时代科学的复兴与创新的机会。
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提出，他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1、“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逆天改命的血脉诉求
古代中国虽有着较完备的统治制度，阶层固化程度和等级制度看似森严，但在诸多古代文明中算是比较轻的，科举制度为底层劳动者提供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学而优则仕”成了每个普通家族的终极理想。
中国社会不可避免的进入了官本位社会，所有的读书人都将科举视为改变自己家族命运，获得社会承认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出路。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所有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都在读孔孟、践儒道，官僚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另外上层社会的文人学士也普遍重文轻技，以文学为主业，很少像祖冲之、沈括那样有兴趣整理钻研科学问题。
2、“养材三十年，方成栋梁姿”过分强调工匠文明
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主要是工匠文明，技术基本上都是经验技术，并且形成了强大的惯性，成为了一个无法逾越的文化形态。没有系统理论和基础学科支撑的民间发明很难发展成为近现代科学。
爱因斯坦曾指出近现代科学的两个基础是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科学实验发现因果关系，中国古代在这个方面处于完全缺失的状态。
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发明了三段论等的形式逻辑，欧几里得发明的欧式几何，也是建立在形式逻辑之上的。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实验乃是确实性之母”名言使大家认识到并且开始使用实验的手段去发现验证因果关系。伽利略结合了形式逻辑和实验手段两方面的利器，终于开创了近代科学的先河，后来牛顿将逻辑科学与实验论证学继续发扬光大，从而建立了牛顿经典力学，奠定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
3、“离经叛道”冒险与探索文化的缺失？
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要进步，具有反权威的勇气与思想意识是最重要的。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而避险倾向利于稳定。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
欧洲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科学家为探索真理付出生命的代价，其中有波兰著名的天文学家哥白尼，著有《天体运行论》，是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但因提出“日心说”遭到教会残酷迫害；坚持哥白尼“日心说”的布鲁诺于1600年2月17日在罗马鲜花广场被烧死；以及史上第一个为人所知的女数学家希柏提亚被当成女巫凌迟处死；意大利著名物理学家伽利略，因捍卫科学真理，于1633年被宗教裁判所迫害致死。
但是说中国人缺乏冒险精神是造成中国没有科学的根源，这个论点是有待商榷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句话，事实上西方历史上也有很多富于冒险探索精神的民族和国家，特别是西班牙还发现了新大陆，但西班牙也并没有因此成为科学技术的强国。实际上一个国家要发展科学技术，自由民主是基石。
欧洲特别是西欧之所以在近代科学技术能够领先，首先在于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西欧自1215年英国《大宪章》以来，文艺复兴运动启蒙了民众民主自由思潮的形成，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民主制度的建立大幅度地带动了科技的发展，使得西欧成为近代文明的发源地，造成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在民主程度上的差距越来越大。
这个基本逻辑也可以解释中国自战国建立中国式的封建制度以来，由汉至唐宋可以保持科学技术世界领先水平，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就当时世界来说还算是最民主的，而欧洲当时所谓的希腊民主制度、罗马共和国其民主也只是对奴隶主阶层的民主，而对占相当多数人口的希腊、罗马奴隶仅仅是奴隶制度的升级改良版而已。
纵观世界科学近代史，独立的思考、自由的意识是科学以及商业文明得以高速发展的基本要素，科学的每一次重要突破也推动着人类文明进入新纪元，但科学与技术之间仍存在着天然的鸿沟，如何推动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业发展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都正在关心和探讨的话题。
跨越科学与技术的鸿沟：研究商业化与技术商业化
奥巴马在2010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说：我们成功的关键是通过研发新产品、建立新行业，以及维持我们作为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的世界引擎来竞争，这对我们的未来至关重要。
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大量的工作岗位来自于年轻的新创公司。创新以及它在现实世界的应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从医药、遗传学到清洁技术、社会媒体或教育技术上的突破，创新正逐渐成为我们今天可获得的产品和服务中更为重要的一部分。美国仍保持着在创新和创业上的全球领导地位，但也常常会遇到来自世界各国的竞争挑战。
1、系出名门的创新之源
随着全球范围内竞争的日益激烈，驱动创新的机构提升它们具有市场相关性和经济价值的产品及服务的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以前，美国对于创新公司的大部分投资主要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及硅谷大都会地区、马萨诸塞州大波士顿地区、纽约及新泽西州、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华盛顿州西雅图、华盛顿特区和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
然而，这些区域以外的大学现在正引领着新的创业生态系统的创建。密歇根大学在密歇根州的成就、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对菲尼克斯地区的影响、阿克伦大学在俄亥俄州的努力，以及南加州大学在洛杉矶地区的行动就是最好的例子。
此外，全美数百所大学和学院都在创建创业项目，它们的短期目标是为学生带来教育价值，而长期目标则是通过在本地发展的企业驱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在《创建市场型大学——学术科学如何变为经济引擎》一书中，作者着重从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大学专利以及校企研究中心三个方面充分论证其“学术科学作为经济引擎”的观点，讨论了“创新驱动经济”的话题，并明确指出“生物技术领域的创业最初是由寻求教师合作者的风险资本家发起的”，“大学专利是由管理者推动的，但这管理者是中层的研究管理者，而非大学的高层领导”以及“最初的校企研究中心是由教师和产业界代表合作发起的，而非大学的管理者推动的”。
2、科学逻辑与市场逻辑：艰难的共存
创新是一个由众多环节构成的连续过程，包含多种创新主体和创新活动。各项创新活动及从事创新的各主体之间并不是割裂的，而是前后呼应、密切联系的整体，即“创新链条”。“死亡之谷”（ValleyofDeath）是指基础研究成果和成果转化之间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沟谷。
1998年，弗农·艾勒斯在研究中发现，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基础研究与企业进行的产品开发之间存在一条“死亡之谷”，并强调，基础研究所产生的成果如果不能跨越这条沟谷，就无法真正满足市场需求，转化为生产力。
许多基础研究的成果都在转化过程中坠入了“死亡之谷”，而没能转化为市场需要的商品。“死亡之谷”在大学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普遍存在，即便在科技成果转化相对较为成功的美国，其转化率仍然较低，有近75％的大学发明专利完全没有实现商业化。
20世纪80年代后五年，市场逻辑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逐渐提高。从经济价值角度思考科研已经不再是什么特殊的事情，这一点不仅表现在科学家不仅仅执着于学术研究，而且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创业，更愿意与产业界进行合作，大学也将对科学研究成果货币化更感兴趣。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市场逻辑的发展取代了科学逻辑的运用。技术转让的使命意味着研究的价值不在于其自身，或者说与其应用之后产生的价值相比相去甚远。这是中国乃至全球的科学界必须要正视的一件事，科学家不应一味追求，仅仅是知识和发现本身就有值得获得商业投资的片面思维。
仗剑江湖，科学复兴已梦不远
中国对于高科技的投入在逐年增加。一项统计表明，2000年到2010年中国对R&D（Research&Development，研究与开发，国际上通常采用R&D活动的规模和强度指标反映一国的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投入增加了5倍；另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对于科技的基础研究的投入也以每年百分之十几的速度成长了30多年。
加德纳的技术成熟曲线（HypeCycle）是根据技术发展周期理论来分析新技术发展周期的曲线（1995—至今），用以帮助行业人士判断某种新技术是否值得大规模推广，并协助研究新技术的教育应用。其纵轴代表了新兴技术的期望值，横轴则将技术成熟分为萌芽期、过热期、低谷期、复苏期和成熟期共5个阶段。
从成熟曲线上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未来50年的发展，依靠的不是消费，也不是服务，或者说不仅仅是靠消费和服务，而是有原创的高科技的产出。我们的投入已经到位了，但是还缺少最关键的一环——科研的商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