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山有木兮木有枝
关于印度班加罗尔高新技术区发展模式
确实是班加罗尔班加罗尔无疑是印度软件业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资料统计显示，印度生产的计算机软件产品已远销世界7个国家，其中28个国家完全依靠印度的计算机软件和服务支撑。
美国是印度软件产品的最大市场，其次是日本。
欧盟、东南亚等国也是印度软件产品的主要买主。
麦肯锡公司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到2008年，印度软件业的产值将达到870亿美元左右，其中出口占500亿美元。
有关方面援引全国软件和服务公司联合会执行主任德旺·梅赫塔的话说，软件专家的人数以每年超过50%的比率递增。
据统计，自1996年以来，仅在千年虫问题上印度公司通过为其他国家提供服务就挣到了30多亿美元。
既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也是世界第二软件大国,其城市班加罗尔被称...
深圳的经济实力，富可敌国，预计2017年深圳生产总值超过2.2万亿元，这样巨大的产值绝不是班加罗尔所能比拟的，但是，二者的技术、经济侧重点截然不同，班加罗尔的特点是软件外包，是世界第一，在这方面，深圳是无法与班加罗尔相比的。
因此，二者存在着不可比性。
印度的软件产业为什么发达？
一，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处于闭关锁国的境地，然而，“印度的软件之父”柯理却把软件概念引入印度。
70年代，许多国家、企业集中精力开发电脑硬件，对于软件，当时人们认为是附加的、免费的而且不能获利的。
但是，柯理认为软件具有巨大的无形价值，“软硬件是一体的，硬件达到某种规模之后，软件势必有大量需求。
”同时，柯理发现开发硬件需要基础设施和资本，而印度没有足够的条件来开展资本密集型的产业。
因此，印度的贫穷迫使它不得不从事软件开发，因为印度人“有优秀的数学头脑，绝对可以编写出最好的软件。
”根据《开启印度信息革命》一书的介绍，当时印度全国电脑不超过20部。
今天，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印度开始以软件开发作为国家的支撑产业时——的艰辛状况。
第二，印度的落后体制与先进的信息科技相互碰撞。
我们都知道，印度仍然处于僵化落后的管理体制下，正如旅行文学大师奈波尔所描写的，“官僚体制与种性制度共同交织成的幽暗国度”。
可以说，印度软件业的发展是不断地突破僵化管理体制的历程，比如柯理游说政府解除电脑硬件进口的管制。
1991年印度软件协会主席米塔锲而不舍，登门16次，才与财政部长会面半小时，为软件业争取到租税优惠。
这种不断的碰撞，终于使政府意识到信息科技的重要性，反过来政府倾力扶持软件业，1999年印度成立了IT产业部，当年有16个省的省政府宣布IT政策，有7个省成立专职工作小组或委员会。
事实证明，这些机构不是摆设，而是印度软件业发展实实在在的引擎。
第三，两极分化下催生软件王国。
印度的两极分化有目共睹，去过印度的人都有感受，在摩天大楼的下面，成群结队的乞丐肆无忌惮地乞讨，甚至抢夺游人的提包。
正如诺贝尔奖得主帕兹所形容的：印度充满“两极化对照形成的歧异”。
因此，国内许多IT名流据此认为印度的“软件大国”地位不足挂齿。
印度有70%的人口是文盲，而同时它有41万软件技术人员，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
印度全国有1832个教育性科研机构和理工学院，每年大约培养7万个计算机软件专业人员。
如今在美国，1/3的软件工程师是印度人，有25万人深入硅谷，这足以让世人吃惊。
有人形象地比喻，印度是依靠金字塔尖的2%的精英带动98%的平民。
难怪比尔·盖茨在第一次访问印度后，就断言：在未来几年中，“印度有希望成为一个软件超级大国”。
尽管文盲、人口与贫穷仍然是印度当前的三大难题，而印度政府的目标是在2008年造就“百万软件人才”。
第四，软件业的外销策略的成功应用是印度软件业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环节。
印度发展软件业主要有两种外销策略，第一种是所谓的“到岸服务”，即由印度软件公司外派工程师，驻扎在国外客户处，完成设计；第二种是所谓的“离岸服务”，即在印度完成软件程序开发，传输到客户端进行测试、安装。
这两种业务分别占印度软件产值的57%和35%。
换言之，印度提供的主要是定制式的软件服务，有品牌的套装软件占的比例很小。
所以，有人称印度的软件业模式是“软件代工”，类似我国沿海地区发展的加工业。
当然，看到印度软件业奇迹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正视印度软件业发展过程中的薄弱环节：比如：人才流失；高附加值产业链无法形成；过于依赖产业导向的教育，导致研究失去前瞻性；官僚机构的低效率；各邦之间在推动软件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恶性竞争，导致资源浪费；以及其他深层的社会问题。
我们呼唤中国的“柯理”，我们不希望我们今天所说的IT，仅仅是指“印度的明天。
1989年印度软件业总产值为2000万美元，1999年达到40亿美元，绝大部分是出口，成为全球第二大软件出口国。
据麦肯锡预测，印度IT服务业在未来五年将增长五倍，年出口额超过500亿美元。
目前印度的软件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额超过了印度全国出口总额的20%，在全印度GDP份额超过了2%。
印度有一批大型软件公司，前四名分别为TCS、Infosys、Wipro和Satyam等，这些公司规模都超过万人。
TCS是印度头号财团Tata下属的咨询公司，财团总资产超过100亿美元；Infosys于1999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是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印度公司，全球500强之一；Winpro是一家相对集权的公司，创始人阿芝姆·普莱姆杰拥有超过八成的股份，普莱姆杰也成为印度首富；Satyam是它们中第一个在中国投资的。
“四大金刚”在中国落户，还处于观望状态，投资也不大，像Infosys在华投资尚未定案，不过另外两家来自印度的NIIT（印度国家信息技术学院）和APTECH却几乎垄断了中国的IT长期培训市场。
NIIT成立于1981年，是全球惟一教材开发达到CMM 5级的教育机构。
这两家公司用类似于培训中国厨师的方法培训软件工程师：招生、培训，直到学生毕业、找到工作，两家公司的学费也一样：1.8万元。
在软件开发和出口创汇方面，印度与中国相比处于绝对优势，而在基础的IT培训方面，印度人更是杀到了中国家门口来。
目前，中国的IT企业只有华为在印度有一家规模不大的软件公司，该公司甚至因为被诬陷“为塔利班编写软件”而被印度政府调查，事实证明纯属莫须有。
分析一下印度软件模式的成功...
为什么印度的软件行业比中国发达？
展开全部 一，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处于闭关锁国的境地，然而，“印度的软件之父”柯理却把软件概念引入印度。
70年代，许多国家、企业集中精力开发电脑硬件，对于软件，当时人们认为是附加的、免费的而且不能获利的。
但是，柯理认为软件具有巨大的无形价值，“软硬件是一体的，硬件达到某种规模之后，软件势必有大量需求。
”同时，柯理发现开发硬件需要基础设施和资本，而印度没有足够的条件来开展资本密集型的产业。
因此，印度的贫穷迫使它不得不从事软件开发，因为印度人“有优秀的数学头脑，绝对可以编写出最好的软件。
”根据《开启印度信息革命》一书的介绍，当时印度全国电脑不超过20部。
今天，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印度开始以软件开发作为国家的支撑产业时——的艰辛状况。
第二，印度的落后体制与先进的信息科技相互碰撞。
印度仍然处于僵化落后的管理体制下，正如旅行文学大师奈波尔所描写的，“官僚体制与种性制度共同交织成的幽暗国度”。
可以说，印度软件业的发展是不断地突破僵化管理体制的历程，比如柯理游说政府解除电脑硬件进口的管制。
1991年印度软件协会主席米塔锲而不舍，登门16次，才与财政部长会面半小时，为软件业争取到租税优惠。
这种不断的碰撞，终于使政府意识到信息科技的重要性，反过来政府倾力扶持软件业，1999年印度成立了IT产业部，当年有16个省的省政府宣布IT政策，有7个省成立专职工作小组或委员会。
事实证明，这些机构不是摆设，而是印度软件业发展实实在在的引擎。
第三，两极分化下催生软件王国。
印度的两极分化有目共睹，去过印度的人都有感受，在摩天大楼的下面，成群结队的乞丐肆无忌惮地乞讨，甚至抢夺游人的提包。
正如诺贝尔奖得主帕兹所形容的：印度充满“两极化对照形成的歧异”。
因此，国内许多IT名流据此认为印度的“软件大国”地位不足挂齿。
印度有70%的人口是文盲，而同时它有41万软件技术人员，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
印度全国有1832个教育性科研机构和理工学院，每年大约培养7万个计算机软件专业人员。
如今在美国，1/3的软件工程师是印度人，有25万人深入硅谷，这足以让世人吃惊。
有人形象地比喻，印度是依靠金字塔尖的2%的精英带动98%的平民。
难怪比尔·盖茨在第一次访问印度后，就断言：在未来几年中，“印度有希望成为一个软件超级大国”。
尽管文盲、人口与贫穷仍然是印度当前的三大难题，而印度政府的目标是在2008年造就“百万软件人才”。
第四，软件业的外销策略的成功应用是印度软件业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环节。
印度发展软件业主要有两种外销策略，第一种是所谓的“到岸服务”，即由印度软件公司外派工程师，驻扎在国外客户处，完成设计；第二种是所谓的“离岸服务”，即在印度完成软件程序开发，传输到客户端进行测试、安装。
这两种业务分别占印度软件产值的57%和35%。
换言之，印度提供的主要是定制式的软件服务，有品牌的套装软件占的比例很小。
所以，有人称印度的软件业模式是“软件代工”，类似中国沿海地区发展的加工业。
当然，看到印度软件业奇迹的同时，也应当正视印度软件业发展过程中的薄弱环节：比如：人才流失；高附加值产业链无法形成；过于依赖产业导向的教育，导致研究失去前瞻性；官僚机构的低效率；各邦之间在推动软件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恶性竞争，导致资源浪费；以及其他深层的社会问题。
1989年印度软件业总产值为2000万美元，1999年达到40亿美元，绝大部分是出口，成为全球第二大软件出口国。
据麦肯锡预测，印度IT服务业在未来五年将增长五倍，年出口额超过500亿美元。
目前印度的软件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额超过了印度全国出口总额的20%，在全印度GDP份额超过了2%。
印度有一批大型软件公司，前四名分别为TCS、Infosys、Wipro和Satyam等，这些公司规模都超过万人。
TCS是印度头号财团Tata下属的咨询公司，财团总资产超过100亿美元；Infosys于1999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是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印度公司，全球500强之一；Winpro是一家相对集权的公司，创始人阿芝姆·普莱姆杰拥有超过八成的股份，普莱姆杰也成为印度首富；Satyam是它们中第一个在中国投资的。
“四大金刚”在中国落户，还处于观望状态，投资也不大，像Infosys在华投资尚未定案，不过另外两家来自印度的NIIT（印度国家信息技术学院）和APTECH却几乎垄断了中国的IT长期培训市场。
NIIT成立于1981年，是全球惟一教材开发达到CMM 5级的教育机构。
这两家公司用类似于培训中国厨师的方法培训软件工程师：招生、培训，直到学生毕业、找到工作，两家公司的学费也一样：1.8万元。
在软件开发和出口创汇方面，印度与中国相比处于绝对优势，而在基础的IT培训方面，印度人更是杀到了中国家门口来。
目前，中国的IT企业只有华为在印度有一家规模不大的软件公司，该公司甚至因为被诬陷“为塔利班编写软件”而被印度政府调查，事实证明纯属莫须有。
分析一下印度软件模式的成功因素，关键在于引进CMM认证，CMM是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软件工程学会搞的一套软件工...
20世纪80年代印度的软件外包产业中心在哪儿？
孟买、金奈、海德拉巴、加尔各答、新德里和班加罗尔都是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软件外包产业中心。
班加罗尔是印度南部城市，卡纳塔克邦的首府，印度第三大城市，人口约520万人。
印度在1947年独立以后，班加罗尔发展成重工业的中心。
高科技公司在班加罗尔的成功建立使其成为印度信息科技的中心，被誉为“亚洲的硅谷”。
新德里是印度共和国首都，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在印度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也是印度北方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
主要产业为IT、电信、餐饮住宿服务、金融、媒体和旅游业。
加尔各答是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
它位于印度东部恒河三角洲地区， 胡格利河（恒河一条支流）的东岸。
该市有人口4,638,350人，整个大都市区的人口为14,681,589人（2006年1月），属印度第三大大都会区（仅次于孟买和德里）是印度第三大城市。
孟买是印度西岸大城市和印度全国最大海港，是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首府。
在孟买岛上，距海岸16公里，有桥梁与堤道相连。
孟买1534年为葡萄牙所占， 1661年转属英国，为重要的贸易中心。
金奈，南印度东岸的一座城市。
它坐落于孟加拉湾的岸边，是泰米尔纳德邦的首府，印度第四大都市，世界100大都市地区之一。
海得拉巴是印度第六大城市，安得拉邦的首府，位于印度中部。
以其富饶的历史和建筑、清真教寺、庙宇而著名。
它拥有丰富的艺术、手工艺和舞蹈的文化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