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未凉13503313
一，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处于闭关锁国的境地，然而，“印度的软件之父”柯理却把软件概念引入印度。70年代，许多国家、企业集中精力开发电脑硬件，对于软件，当时人们认为是附加的、免费的而且不能获利的。但是，柯理认为软件具有巨大的无形价值，“软硬件是一体的，硬件达到某种规模之后，软件势必有大量需求。”同时，柯理发现开发硬件需要基础设施和资本，而印度没有足够的条件来开展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因此，印度的贫穷迫使它不得不从事软件开发，因为印度人“有优秀的数学头脑，绝对可以编写出最好的软件。”根据《开启印度信息革命》一书的介绍，当时印度全国电脑不超过20部。今天，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印度开始以软件开发作为国家的支撑产业时——的艰辛状况。
第二，印度的落后体制与先进的信息科技相互碰撞。印度仍然处于僵化落后的管理体制下，正如旅行文学大师奈波尔所描写的，“官僚体制与种性制度共同交织成的幽暗国度”。可以说，印度软件业的发展是不断地突破僵化管理体制的历程，比如柯理游说政府解除电脑硬件进口的管制。1991年印度软件协会主席米塔锲而不舍，登门16次，才与财政部长会面半小时，为软件业争取到租税优惠。这种不断的碰撞，终于使政府意识到信息科技的重要性，反过来政府倾力扶持软件业，1999年印度成立了IT产业部，当年有16个省的省政府宣布IT政策，有7个省成立专职工作小组或委员会。事实证明，这些机构不是摆设，而是印度软件业发展实实在在的引擎。
第三，两极分化下催生软件王国。印度的两极分化有目共睹，去过印度的人都有感受，在摩天大楼的下面，成群结队的乞丐肆无忌惮地乞讨，甚至抢夺游人的提包。正如诺贝尔奖得主帕兹所形容的：印度充满“两极化对照形成的歧异”。因此，国内许多IT名流据此认为印度的“软件大国”地位不足挂齿。
印度有70％的人口是文盲，而同时它有41万软件技术人员，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印度全国有1832个教育性科研机构和理工学院，每年大约培养7万个计算机软件专业人员。如今在美国，1/3的软件工程师是印度人，有25万人深入硅谷，这足以让世人吃惊。有人形象地比喻，印度是依靠金字塔尖的2％的精英带动98％的平民。难怪比尔·盖茨在第一次访问印度后，就断言：在未来几年中，“印度有希望成为一个软件超级大国”。尽管文盲、人口与贫穷仍然是印度当前的三大难题，而印度政府的目标是在2008年造就“百万软件人才”。
第四，软件业的外销策略的成功应用是印度软件业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环节。印度发展软件业主要有两种外销策略，第一种是所谓的“到岸服务”，即由印度软件公司外派工程师，驻扎在国外客户处，完成设计；第二种是所谓的“离岸服务”，即在印度完成软件程序开发，传输到客户端进行测试、安装。这两种业务分别占印度软件产值的57％和35％。换言之，印度提供的主要是定制式的软件服务，有品牌的套装软件占的比例很小。所以，有人称印度的软件业模式是“软件代工”，类似中国沿海地区发展的加工业。
当然，看到印度软件业奇迹的同时，也应当正视印度软件业发展过程中的薄弱环节：比如：人才流失；高附加值产业链无法形成；过于依赖产业导向的教育，导致研究失去前瞻性；官僚机构的低效率；各邦之间在推动软件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恶性竞争，导致资源浪费；以及其他深层的社会问题。
1989年印度软件业总产值为2000万美元，1999年达到40亿美元，绝大部分是出口，成为全球第二大软件出口国。
据麦肯锡预测，印度IT服务业在未来五年将增长五倍，年出口额超过500亿美元。目前印度的软件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额超过了印度全国出口总额的20％，在全印度GDP份额超过了2％。
印度有一批大型软件公司，前四名分别为TCS、Infosys、Wipro和Satyam等，这些公司规模都超过万人。TCS是印度头号财团Tata下属的咨询公司，财团总资产超过100亿美元；Infosys于1999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是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印度公司，全球500强之一；Winpro是一家相对集权的公司，创始人阿芝姆·普莱姆杰拥有超过八成的股份，普莱姆杰也成为印度首富；Satyam是它们中第一个在中国投资的。
“四大金刚”在中国落户，还处于观望状态，投资也不大，像Infosys在华投资尚未定案，不过另外两家来自印度的NIIT（印度国家信息技术学院）和APTECH却几乎垄断了中国的IT长期培训市场。NIIT成立于1981年，是全球惟一教材开发达到CMM 5级的教育机构。这两家公司用类似于培训中国厨师的方法培训软件工程师：招生、培训，直到学生毕业、找到工作，两家公司的学费也一样：1．8万元。
在软件开发和出口创汇方面，印度与中国相比处于绝对优势，而在基础的IT培训方面，印度人更是杀到了中国家门口来。目前，中国的IT企业只有华为在印度有一家规模不大的软件公司，该公司甚至因为被诬陷“为塔利班编写软件”而被印度政府调查，事实证明纯属莫须有。
分析一下印度软件模式的成功因素，关键在于引进CMM认证，CMM是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软件工程学会搞的一套软件工程标准，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能力成熟度模型）共分五级，印度人对此标准异常热心，全球获得CMM5认证的软件公司不过几十家，印度占了60％以上。
前两年，一批中国软件企业老总去印度考察一番，回国后掀起了一股CMM初级认证热潮，很多中国人对CMM认证也不以为然，但有一点无法回避，那就是CMM是硬文凭、是护照，没有它，连软件国际市场的门都难以迈入，它实际上也是美国标准。
不过，印度模式是处于全球软件业价值链的最底层，在孟加拉的女工为沃尔玛的血汗工厂努力工作时，班加罗尔的程序员们也在为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软件订单埋头苦干。这些订单可能已经被倒手好几次，利润被层层盘剥，而且这种代工受美国经济影响很大，一旦美国经济不景气，班加罗尔的工程师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所以，对西方列强而言，班加罗尔是软件业的血汗工厂，而中国连成为“血汗工厂”都很艰难，因为中国的软件业是一盘散沙，各有各的标准，标准太多则造成没有标准的现实局面，照搬CMM是一条路子，但不妨换个思路，能不能制订中国自己的软件业标准，毕竟中国是21世纪最大的市场。
印度软件和中国软件哪个发达？
说中国落后于印度的是十五年前穿越来的吧，现在中国软件行业只比美国差，欧洲日本都比不上中国的。世界十大软件科技公司，五家美国四家中国一家日本。
中国软件与印度软件的发展优势各是什么?
当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以闪电般的速度起飞，并且成为全球经济强国时，全世界从最初对中国的不信任逐渐转为由衷的钦佩。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主要以制造业拉动，增长率在2002年达到8%后，又在2003年增至9%。中国依靠巨大的国内储备资金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吸收大量外资在中国建立工厂，引进所需的国外专业技术。仅2003年度，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资金就达到530亿美元，占整个世界总投资额的8.2%(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 (UNCTAD)数据库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为当年的世界之最。
印度的经济起步落后于中国大约10年，最近才为世人瞩目。其崛起主要依靠西方工作岗位的地域性转移。同时印度迅速造就了一批世界级的知识密集型企业，所属行业包括软件业、IT业和制药业。这些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很少得到政府的资助，却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2003年印度国民生产总值增幅为8.3%，而2002年仅为4.3%；但是印度2003年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为47亿美元，2002年则为30亿美元。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零头。
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的道路截然不同。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政府深思熟虑后决策的结果，而印度的经济发展则多少有点顺其自然。中印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式孰优孰劣？哪种发展模式会造就强国？
中印产业：一硬一软
中印两种发展模式的不同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相比印度政府，中国政府更愿意培育和指导整个经济活动。中国政府大力投资硬件基础设施，有权决定哪家企业能够得到政府资源、哪家企业可在A股市场挂牌(即使该企业不一定是最好的)。与此相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政府越来越少干预经济活动。第二，在外商直接投资上，中国乐于接受外资，而印度始终对此保持谨慎态度。
上述区别影响到哪类企业会成功。在中国，那些需要“硬件”基础建设(如公路、港口、电力)的企业远远领先印度。并且在不久的将来仍将保持这一优势。而印度的企业则在“软件”基础建设领域，即无形资产占主导地位的行业中更胜一筹，如软件业、生化业或广告业等创新性行业。
生产流程快的制造类企业需要高效的道路和交通网络，因此这类企业在印度发展缓慢，但是那些不受发电机短缺及公路发展限制的企业却发展迅速。软性资产甚至支撑起了印度的汽车产业。与中国不同，印度汽车产业的成功并非依赖于跨国集团大量的资本投入，而是依靠智能化的设计开发出造价低廉的本土化车型。事实上，印度已经将许多高附加值的机械和电子元件输出到中国。这些元件的生产更多靠的是专门技术而非基础设施。
更重要的是，中国许多硬件资产企业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政府注入了资金。政府能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们干预国内资本市场，在印度则没有这样的政府干预，因此其成功企业主要集中在受资本限制较小的行业。设立一家软件公司不需要大量资金，但建立一家大型钢铁厂却相反。
印度政府对资本市场的较少干涉和不对缺乏有形资产的行业(如软件业、生化业、媒体业)采取管制的政策，为创业者提供了空间。创业活动的推动依靠传统企业(主要是家族企业)和新进入市场的企业。虽然印度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并不完美，但在总体上能够支持私营企业的发展。
良好的硬性基础建设和中国政府对外资的热诚欢迎，有利于跨国集团在中国开展经营活动。但是由于这些跨国公司同时带来了他们自己的资本和高层人才，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大量依赖当地资源。中国不乏优秀的土生土长的创业者。然而，很多本土企业却由于资本市场效率低下、银行系统坏账累累以及地方政府官员(而不是市场力量)决定融资对象的残酷现实而举步维艰。
中国和印度都有能力按照各自不同的道路将目前的发展势头再保持数十年。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的干涉，包括对外资开放的政策，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印度社会所没有的。也许这两个国家都选择了各自特定历史背景下最好的道路。
当大家对这两个国家进行比较时，很容易忘记印度的改革要比中国晚了十多年。随着印度进一步放开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我们很可能会发现印度更加自由的经济环境更有利于长期的经济繁荣和企业发展。
中国模式：低效但强劲
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找问题并不难：周期性产能过剩、政府干预资源分配以及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现象都只是众多缺点的冰山一角。但是人们很难再找到其他模式能如此强劲地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政府从推动经济增长的角度对企业发展进行管理。在中国，你可以成为一个小企业主，但如果你想做大，就必须从政府背景的渠道中融资。从根本上讲，政府官员有权决定哪个企业能得以发展。
这样的政策对于实现企业成长的目标是十分成功的。中国迅速建立了足以推动经济发展的大型企业。以作为制造行业支柱的汽车业为例。20年前，中国没有真正的汽车产业，中国政府决定，必须引进像大众汽车那样的国外成熟企业教给国内生产厂商如何制造汽车。政府坦率地表示：“中国需要现代化，中国经济需要发展。我们没有能够达到这样目标的企业，所以想尽一切方法创造这样的企业。”
中国经济改革的根本机制是促进各省、市之间的竞争。在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没有一家全国性企业，所有的企业都是地方性企业。随着国内贸易壁垒的解除，地方创业者和支持他们的政府官员投资扩大经营规模，努力打入邻近市场。确实，这会造成产量过剩和价格战，但是经过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生产的周期性会导致行业内企业的重新洗牌，使最有竞争力的企业存活下来。存活下来的企业凭借具有的全国性规模和真实的竞争优势，不再依赖当地政府提供融资，从而能够在国内外市场上长期参与竞争。
另外，我们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或银行体制的改革与外商直接投资并无联系。跨国企业固定资产的投资仅占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5%，所以他们对推动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不是很大。中国必须利用自身的金融资源来支持经济增长，所以，中国的资本市场正在发展之中。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来解决银行问题，包括提高储备金利率，改革分行业绩和激励机制以及采用更灵活的、以风险为基础的定价政策。
中国发展模式的低效率是否会超过它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我们认为不会。政府仍然控制着绝大部分金融资源，并且基本能够合理分配——这就是中国经济能如此快速发展的原因。和在高效市场上的私营经济相比，政府无疑对于分配资金不甚在行。中国并不是一个高效的市场，而融资金额较少(无论是政府还是私营部门)的印度模式不能像中国模式那样实现中国目前的增长。印度模式对于印度经济而言可能同样存在问题：家族式企业和其他个人投资者也许长于合理判定哪些投资对自己有益，但他们的投资金额不足以带动中国那样高速的发展。当印度国内外投资者看到印度的发展潜力后，印度吸引外资能力必将急速增长，这一点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
行业层面的比较
“究竟哪一种模式更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可能在国家层面找到，必须深入到行业层次。中国和印度都存在一些由于管制严格、缺乏竞争而导致发展缓慢、效率低下的行业。但两个国家也都存在由于管制较松而蓬勃发展的企业。
麦肯锡全球研究学院一直认为高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生产率，阻碍提高生产率的主要障碍是政府微观层面阻碍竞争的层层管制。印度就是这一观点最好的注释。
印度生产率较高的行业包括IT业、软件业和业务流程外包行业。这些行业成功创造了数十万就业机会和几十亿美元的出口额。这些具有潜力的新兴行业躲过了政府的管制，避开了被扼杀的可能。IT、软件和外包服务企业不受其它行业在工作时间和加班等相关劳动法规的管制，同时政府允许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而这在零售业等行业是不允许的。如果没有这些国外资金的注入，这些行业是否会在印度起飞，就值得怀疑。到2002年为止，这些行业吸收的外资占整个印度吸收外资总额的15%。
生产率居中的是汽车行业。这个行业自从20世纪80年代政府放松管制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92年为止，多数针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得以解除，这使得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得到很大提高。车辆价格也随之下跌。即使发生了行业整合，但由于需求强劲，行业的就业状况依然保持稳定。尽管如此，由于整车的关税居高不下，国内的汽车制造商仍没有直接参与国际竞争。这意味着该行业的效率尚未达到其应达到的水平。
处于生产率发展最低端的是消费电子行业。虽然该行业的外资投资限制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解除，但是整个行业仍处于各类进出口关税、国内税赋和相关法规的层层束缚中，导致了印度的消费电子产品不仅无法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即使在国内价格也是一般消费者所无法承受的。食品零售业的情况则更糟，部分原因是国家完全禁止外资进入。该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6%。
再看一下中国。中国已拥有一些相对较为自由而富有竞争力的行业，如消费电子。它的劳动生产率是印度的两倍。在过去20年间，该行业由于国外直接投资和国内同业的竞争压力已具有国际竞争力。该行业的成功与政府对此行业采取的相对宽松的监管政策密切相关。当然，这相对宽松的监管政策很可能是由于当时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该行业的发展潜力。现在，中国每年生产的消费电子产品总值为 600亿美元。
中国汽车行业的前景尚未明朗。政府将该行业定位于战略性产业，加以严格管制，只希望通过开放获得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市场已经对国外汽车制造商开放，消费需求得到很大提高，价格也降下来。然而，汽车行业也充分反映出政府干预对遏制潜在国外投资的负面作用。国外汽车制造商只能通过建立合资企业进行投资，汽车配件必须从当地供应商采购，并且关税之高使得进口车无法参与市场竞争。当然，随着私营企业的壮大，竞争也在逐渐加剧。但中国合资企业的生产率仍然比日本和美国低——而且相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更低，这很让人吃惊。
从行业层面比较，在IT和业务流程外包服务行业，中国即使花15年也未必能赶上印度；而在消费电子行业，中国则在整个市场上居于主导地位，印度再花10年也不能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威胁。
汽车行业的胜负则难以定夺。印度市场中的竞争要素带来了许多技术创新。印度利用低成本的劳动力，不采用耗资巨大的自动化生产。当地的工程师已经开发出 Scorpio等新型产品，这是一种SUV车型，其零售价仅为美国的一个零头。在中国，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将该行业做大，但是政府的管制却限制了该行业的竞争潜力。
现在就判断究竟是哪种经济发展模式更好还为时尚早。实现强劲持久的经济发展必须依靠较高的生产率，而且要着眼于行业的发展。而要实现较高的生产率，则要靠政府建立健全的管制机制，同时扫除一切阻碍竞争壁垒，为发展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中国和印度都有机会使企业和国家经济实现繁荣发展
在软件公司工作的请进，为什么中国软件公司不如印度
我曾经在印度的公司呆过一段时间，的确像你所说的，印度公司是严格按照软件工程的方法学去做的，而且在面试过程中，他们的面试题很多都涉及到软件工程的内容，在学校的课程，软件工程也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还有相应的实践课程；可是在中国，在高校的教学当中，学生普遍都把《软件工程》当成是一门死记硬背的课程了，考试前背背就可以了。这一点让我感到特别郁闷。
中国公司不严格执行软件工程方法学，一个是成本问题，还有一个是几千年的文化所造成的影响。比如对于一个团队的人员组成问题，在印度，一个项目经理，在选择团队成员的时候，会考虑到一个能力的层次问题，比如有应届生，有工作几年的，有工作十年的，这样一个团队才有可能齐心协力，共同努力；而中国的公司，在招聘时，就没有特别考虑这些问题，所以往往最后导致一些人事紧张的局面，团队合作也没有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还比如，可行性研究分析这块，人家及其重视，可是在国内……
项目管理起源于西方，在中国严格执行起来，很困难，因为在中国人事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国外的人比较爽快，错了就是错了，而中国人的表达方式比较含蓄……
印度软件行业比中国发达吗？
不好这么说
一般不了解印度的都认为印度软件业比中国发达，但实际上印度的软件业主要是外包型的，说白了就是给微软啊、甲骨文啊之类的西方公司打工，很少有自己独立的知名品牌。
中国软件业不管怎么说都有几款在世界上都小有名气（杀毒啊，网游啊等等），相反印度就很少有。
它的软件业比中国有利的就是英语教育导致对程序的理解比中国人入手时要顺利一些，但是从整个行业来看，印度软件业整体实力跟中国差不多，至少不会好于中国。
印度人在软件开发和网站开发上相比中国软件公司具有什么样的优势？
具体原因有很多种，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简单的例子
印度有一个著名大学，叫做印度理工大学（不知道改名没有）
据说这个学校毕业的人有一半可以在美国硅谷找到工作
印度有很多大学，可想而知，所以现在美国本土做软件最多的是印度人
我猜想印度的大学培养软件工程师的水平就和中国的大学培养拉圾的水平一样
为什么中国的软件不如印度？
中国软件不如印度 因为国人只想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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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iexue.net/作者：铁血了望|2005-10-15 13:17:19|阅11047次
中国软件不如印度 因为国人只想CEO
文章提交者：铁血了望 加贴在 生活客栈 铁血论坛 http://61.157.205.123
大约在五、六年前，我有一位同在一个办公室办公的印度同事。那时我们经常讨论中国和印度近年来发展的比较和经验。虽然他有时显得很不服气，但是客观的来说，把中国和印度这两个相邻的人口大国做个比较，不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社会发展指标，乃至体育运动水平，中国几乎是全面领先。后来有一天我的这位印度同事放弃了国际公务员的优厚待遇，有几分神秘地回国创业去了。直到最近重新见到他，才得知原来这位仁兄摇身一变，已经成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某软件开发国际公司的CEO，业务遍及欧洲北美。我当下才猛然的意识到，不过若干年工夫，印度的电脑软件工业，无论是从业人员的技术水平还是出口创汇额来看都已经远远把中国抛在后面。于是我和这位已经算是IT业老总的印度朋友又开始讨论另一个话题：中国的软件业可以赶超印度吗？
我的朋友说他们目前最担心的是中国低廉而优质的劳动力资源。算下来，中国软件人才的工资水平大概只有美国同行的六分之一，就是与印度同行相比也低15-20%左右。不过，从印度人的角度来看，好在中国软件业追赶印度有还有三大障碍。 第一，语言障碍。英语不流利的中国人难于像印度人那样轻松自如地与国外客户的沟通。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第二，西方国家对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心存疑虑，所以在向中国软件公司下订单时多少要留一手，尽量不涉及关键的核心部分。
第三，中国软件业经营管理水平还不尽如人意，特别缺乏驾驭和操作大型复杂项目的能力。我的朋友好像是怕我不明白这第三点是什么意思，特意引用西方客户对他所说的一句话解释说：如果把一个印度软件工程师和一个中国软件工程师单独比较，谁也不比谁差。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公司整体，那么不客气地说，中国人还无法和印度人相比。
在我看来，语言障碍不仅不会成为一个长期的桎梏，反而极有可能给中国人带来新的商机。这倒不仅是因为中国的年轻人的英语水平与日俱增，更重要的是通晓中、英两种文字的中国软件工程师其实正好是渴望进入中国市场的西方公司的最佳人才选择。同样，随着中国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入世后与世界经济的全面接轨，知识产权的保障也定然会达到国际水平。
所以，中国软件工业追赶印度最大的挑战是就是我们的公司怎样扬长避短，成为有竞争力的团队。一方面这是一个软件业本身管理水平问题，但是从深层次上看，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文化背景问题。我们来举一个也许不太恰当的例子。现在世界各国都有中国餐馆，餐馆里的中国大厨、伙计虽然都是给老板打工的，但是谁也没准备就这么过一辈子。平时给老板干活都留了一手，一旦攒出一点钱，就要另立门户另开一家中国餐馆。结果是中国餐馆越开越多，但谁也不成大气候，永远不会发展成为麦当劳那样的跨国企业。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软件业的精英们也和中国餐馆里的大厨、伙计一样，“宁为鸡首，不为牛后”，谁都想当个CEO，至少也是CFO，COO什么的。所以中国才会出现“你O了吗”这种特别的问候语吧。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在工作中，接触印度软件公司开发出来的软件，会感觉整个体系架构非常清晰，按照我们的要求实现了全部功能，而且相当稳定。但是打开具体的代码一看，拖沓冗长，水平不咋样。我们自己的一些程序员就有怪话了，说他们水平真低。但是！印度人能够把软件整体把握得很好，能够完成软件，并得到相当好的设计文档。而中国人在那里琢磨数据结构、算法，界面人员就还没编码就想着是Outlook式的还是Visual Studio式的界面。到最后就成为Code高手，对某些特定的开发工具精通，但是就是不能保证能够把一个软件稳当、完整的开发出来。
一句话，中国的软件开发水平低得很。赶不上印度人，印度的软件公司可以让高中生编代码，它的软件工程水平可想而知。当然，你如果是个很牛的程序员，可估计够呛，因为中国的气氛中，很牛的程序员都很难接受枯燥的软件工程的。我们现在处于深深的自卑当中，感到中国的软件工程水平的低下已经是牵涉到民族劣根性的问题了。
印度的软件教育水平：我们招聘印度人，给应聘者出了一份与国内差不多的试卷，有基础概念和编程题目。等到他们完成后，我们这些中国的自认高手惊呆了！他们的编程题目简直象是抄袭：程序结构，注释，变量命名就不说了吧，全部都是极其类似！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反观中国的牛人、高手，每个人有自己的一套。到了新的岗位，先把前任的程序贬损一通，然后自己再开发更多的问题的代码来代替。我的公司统计，一个软件中有4个以上CSocket版本，每个人都觉得别人做得差，自己再搞一套。中国人，就是这个样子，还会辩解说“我们这样有创造性”。其实软件发展，早就走过了求伯君那个编码英雄的年代，程序员已经是个坐办公室的蓝领了。你具备拧好一个螺丝钉的能力就可以了。Code是最低级的事情了。
因此，当印度朋友半开玩笑地对我建议说：怎么样，你也辞职开个软件公司，当个CEO和我竞争如何？我也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你替我招聘些各就各位安分守己的印度软件工程师来中国，我一定当仁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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