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处于闭关锁国的境地,然而,“印度的软件之父”柯理却把软件概念引入印度。70年代,许多国家、企业集中精力开发电脑硬件,对于软件,当时人们认为是附加的、免费的而且不能获利的。但是,柯理认为软件具有巨大的无形价值,“软硬件是一体的,硬件达到某种规模之后,软件势必有大量需求。”同时,柯理发现开发硬件需要基础设施和资本,而印度没有足够的条件来开展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因此,印度的贫穷迫使它不得不从事软件开发,因为印度人“有优秀的数学头脑,绝对可以编写出最好的软件。”根据《开启印度信息革命》一书的介绍,当时印度全国电脑不超过20部。今天,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印度开始以软件开发作为国家的支撑产业时——的艰辛状况。
第二,印度的落后体制与先进的信息科技相互碰撞。印度仍然处于僵化落后的管理体制下,正如旅行文学大师奈波尔所描写的,“官僚体制与种性制度共同交织成的幽暗国度”。可以说,印度软件业的发展是不断地突破僵化管理体制的历程,比如柯理游说政府解除电脑硬件进口的管制。1991年印度软件协会主席米塔锲而不舍,登门16次,才与财政部长会面半小时,为软件业争取到租税优惠。这种不断的碰撞,终于使政府意识到信息科技的重要性,反过来政府倾力扶持软件业,1999年印度成立了IT产业部,当年有16个省的省政府宣布IT政策,有7个省成立专职工作小组或委员会。事实证明,这些机构不是摆设,而是印度软件业发展实实在在的引擎。
第三,两极分化下催生软件王国。印度的两极分化有目共睹,去过印度的人都有感受,在摩天大楼的下面,成群结队的乞丐肆无忌惮地乞讨,甚至抢夺游人的提包。正如诺贝尔奖得主帕兹所形容的:印度充满“两极化对照形成的歧异”。因此,国内许多IT名流据此认为印度的“软件大国”地位不足挂齿。
印度有70%的人口是文盲,而同时它有41万软件技术人员,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印度全国有1832个教育性科研机构和理工学院,每年大约培养7万个计算机软件专业人员。如今在美国,1/3的软件工程师是印度人,有25万人深入硅谷,这足以让世人吃惊。有人形象地比喻,印度是依靠金字塔尖的2%的精英带动98%的平民。难怪比尔·盖茨在第一次访问印度后,就断言:在未来几年中,“印度有希望成为一个软件超级大国”。尽管文盲、人口与贫穷仍然是印度当前的三大难题,而印度政府的目标是在2008年造就“百万软件人才”。
第四,软件业的外销策略的成功应用是印度软件业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环节。印度发展软件业主要有两种外销策略,第一种是所谓的“到岸服务”,即由印度软件公司外派工程师,驻扎在国外客户处,完成设计;第二种是所谓的“离岸服务”,即在印度完成软件程序开发,传输到客户端进行测试、安装。这两种业务分别占印度软件产值的57%和35%。换言之,印度提供的主要是定制式的软件服务,有品牌的套装软件占的比例很小。所以,有人称印度的软件业模式是“软件代工”,类似中国沿海地区发展的加工业。
当然,看到印度软件业奇迹的同时,也应当正视印度软件业发展过程中的薄弱环节:比如:人才流失;高附加值产业链无法形成;过于依赖产业导向的教育,导致研究失去前瞻性;官僚机构的低效率;各邦之间在推动软件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恶性竞争,导致资源浪费;以及其他深层的社会问题。
1989年印度软件业总产值为2000万美元,1999年达到40亿美元,绝大部分是出口,成为全球第二大软件出口国。
据麦肯锡预测,印度IT服务业在未来五年将增长五倍,年出口额超过500亿美元。目前印度的软件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额超过了印度全国出口总额的20%,在全印度GDP份额超过了2%。
印度有一批大型软件公司,前四名分别为TCS、Infosys、Wipro和Satyam等,这些公司规模都超过万人。TCS是印度头号财团Tata下属的咨询公司,财团总资产超过100亿美元;Infosys于1999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是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印度公司,全球500强之一;Winpro是一家相对集权的公司,创始人阿芝姆·普莱姆杰拥有超过八成的股份,普莱姆杰也成为印度首富;Satyam是它们中第一个在中国投资的。
“四大金刚”在中国落户,还处于观望状态,投资也不大,像Infosys在华投资尚未定案,不过另外两家来自印度的NIIT(印度国家信息技术学院)和APTECH却几乎垄断了中国的IT长期培训市场。NIIT成立于1981年,是全球惟一教材开发达到CMM 5级的教育机构。这两家公司用类似于培训中国厨师的方法培训软件工程师:招生、培训,直到学生毕业、找到工作,两家公司的学费也一样:1.8万元。
在软件开发和出口创汇方面,印度与中国相比处于绝对优势,而在基础的IT培训方面,印度人更是杀到了中国家门口来。目前,中国的IT企业只有华为在印度有一家规模不大的软件公司,该公司甚至因为被诬陷“为塔利班编写软件”而被印度政府调查,事实证明纯属莫须有。
分析一下印度软件模式的成功因素,关键在于引进CMM认证,CMM是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软件工程学会搞的一套软件工程标准,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能力成熟度模型)共分五级,印度人对此标准异常热心,全球获得CMM5认证的软件公司不过几十家,印度占了60%以上。
前两年,一批中国软件企业老总去印度考察一番,回国后掀起了一股CMM初级认证热潮,很多中国人对CMM认证也不以为然,但有一点无法回避,那就是CMM是硬文凭、是护照,没有它,连软件国际市场的门都难以迈入,它实际上也是美国标准。
不过,印度模式是处于全球软件业价值链的最底层,在孟加拉的女工为沃尔玛的血汗工厂努力工作时,班加罗尔的程序员们也在为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软件订单埋头苦干。这些订单可能已经被倒手好几次,利润被层层盘剥,而且这种代工受美国经济影响很大,一旦美国经济不景气,班加罗尔的工程师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所以,对西方列强而言,班加罗尔是软件业的血汗工厂,而中国连成为“血汗工厂”都很艰难,因为中国的软件业是一盘散沙,各有各的标准,标准太多则造成没有标准的现实局面,照搬CMM是一条路子,但不妨换个思路,能不能制订中国自己的软件业标准,毕竟中国是21世纪最大的市场。
印度软件和中国软件哪个发达?
说中国落后于印度的是十五年前穿越来的吧,现在中国软件行业只比美国差,欧洲日本都比不上中国的。世界十大软件科技公司,五家美国四家中国一家日本。
印度软件比中国发达多少?
印度的软件业基本属于外包型,就是给别人打工,贴别人的牌子。
充其量也就是软件业的工厂而已。
由于印度的英语基础比国内好,所以软件外包业的规模相对大些。
但是有什么用呢?
国内好歹有些杀毒软件啊、游戏软件啊、办公软件啊在世界范围内小有名气,印度有什么?
中国软件与印度软件的发展优势各是什么?
当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以闪电般的速度起飞,并且成为全球经济强国时,全世界从最初对中国的不信任逐渐转为由衷的钦佩。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主要以制造业拉动,增长率在2002年达到8%后,又在2003年增至9%。中国依靠巨大的国内储备资金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吸收大量外资在中国建立工厂,引进所需的国外专业技术。仅2003年度,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资金就达到530亿美元,占整个世界总投资额的8.2%(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 (UNCTAD)数据库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为当年的世界之最。
印度的经济起步落后于中国大约10年,最近才为世人瞩目。其崛起主要依靠西方工作岗位的地域性转移。同时印度迅速造就了一批世界级的知识密集型企业,所属行业包括软件业、IT业和制药业。这些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很少得到政府的资助,却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2003年印度国民生产总值增幅为8.3%,而2002年仅为4.3%;但是印度2003年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为47亿美元,2002年则为30亿美元。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零头。
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的道路截然不同。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政府深思熟虑后决策的结果,而印度的经济发展则多少有点顺其自然。中印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式孰优孰劣?哪种发展模式会造就强国?
中印产业:一硬一软
中印两种发展模式的不同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相比印度政府,中国政府更愿意培育和指导整个经济活动。中国政府大力投资硬件基础设施,有权决定哪家企业能够得到政府资源、哪家企业可在A股市场挂牌(即使该企业不一定是最好的)。与此相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政府越来越少干预经济活动。第二,在外商直接投资上,中国乐于接受外资,而印度始终对此保持谨慎态度。
上述区别影响到哪类企业会成功。在中国,那些需要“硬件”基础建设(如公路、港口、电力)的企业远远领先印度。并且在不久的将来仍将保持这一优势。而印度的企业则在“软件”基础建设领域,即无形资产占主导地位的行业中更胜一筹,如软件业、生化业或广告业等创新性行业。
生产流程快的制造类企业需要高效的道路和交通网络,因此这类企业在印度发展缓慢,但是那些不受发电机短缺及公路发展限制的企业却发展迅速。软性资产甚至支撑起了印度的汽车产业。与中国不同,印度汽车产业的成功并非依赖于跨国集团大量的资本投入,而是依靠智能化的设计开发出造价低廉的本土化车型。事实上,印度已经将许多高附加值的机械和电子元件输出到中国。这些元件的生产更多靠的是专门技术而非基础设施。
更重要的是,中国许多硬件资产企业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政府注入了资金。政府能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们干预国内资本市场,在印度则没有这样的政府干预,因此其成功企业主要集中在受资本限制较小的行业。设立一家软件公司不需要大量资金,但建立一家大型钢铁厂却相反。
印度政府对资本市场的较少干涉和不对缺乏有形资产的行业(如软件业、生化业、媒体业)采取管制的政策,为创业者提供了空间。创业活动的推动依靠传统企业(主要是家族企业)和新进入市场的企业。虽然印度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并不完美,但在总体上能够支持私营企业的发展。
良好的硬性基础建设和中国政府对外资的热诚欢迎,有利于跨国集团在中国开展经营活动。但是由于这些跨国公司同时带来了他们自己的资本和高层人才,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大量依赖当地资源。中国不乏优秀的土生土长的创业者。然而,很多本土企业却由于资本市场效率低下、银行系统坏账累累以及地方政府官员(而不是市场力量)决定融资对象的残酷现实而举步维艰。
中国和印度都有能力按照各自不同的道路将目前的发展势头再保持数十年。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的干涉,包括对外资开放的政策,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印度社会所没有的。也许这两个国家都选择了各自特定历史背景下最好的道路。
当大家对这两个国家进行比较时,很容易忘记印度的改革要比中国晚了十多年。随着印度进一步放开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我们很可能会发现印度更加自由的经济环境更有利于长期的经济繁荣和企业发展。
中国模式:低效但强劲
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找问题并不难:周期性产能过剩、政府干预资源分配以及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现象都只是众多缺点的冰山一角。但是人们很难再找到其他模式能如此强劲地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政府从推动经济增长的角度对企业发展进行管理。在中国,你可以成为一个小企业主,但如果你想做大,就必须从政府背景的渠道中融资。从根本上讲,政府官员有权决定哪个企业能得以发展。
这样的政策对于实现企业成长的目标是十分成功的。中国迅速建立了足以推动经济发展的大型企业。以作为制造行业支柱的汽车业为例。20年前,中国没有真正的汽车产业,中国政府决定,必须引进像大众汽车那样的国外成熟企业教给国内生产厂商如何制造汽车。政府坦率地表示:“中国需要现代化,中国经济需要发展。我们没有能够达到这样目标的企业,所以想尽一切方法创造这样的企业。”
中国经济改革的根本机制是促进各省、市之间的竞争。在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没有一家全国性企业,所有的企业都是地方性企业。随着国内贸易壁垒的解除,地方创业者和支持他们的政府官员投资扩大经营规模,努力打入邻近市场。确实,这会造成产量过剩和价格战,但是经过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生产的周期性会导致行业内企业的重新洗牌,使最有竞争力的企业存活下来。存活下来的企业凭借具有的全国性规模和真实的竞争优势,不再依赖当地政府提供融资,从而能够在国内外市场上长期参与竞争。
另外,我们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或银行体制的改革与外商直接投资并无联系。跨国企业固定资产的投资仅占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5%,所以他们对推动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不是很大。中国必须利用自身的金融资源来支持经济增长,所以,中国的资本市场正在发展之中。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来解决银行问题,包括提高储备金利率,改革分行业绩和激励机制以及采用更灵活的、以风险为基础的定价政策。
中国发展模式的低效率是否会超过它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我们认为不会。政府仍然控制着绝大部分金融资源,并且基本能够合理分配——这就是中国经济能如此快速发展的原因。和在高效市场上的私营经济相比,政府无疑对于分配资金不甚在行。中国并不是一个高效的市场,而融资金额较少(无论是政府还是私营部门)的印度模式不能像中国模式那样实现中国目前的增长。印度模式对于印度经济而言可能同样存在问题:家族式企业和其他个人投资者也许长于合理判定哪些投资对自己有益,但他们的投资金额不足以带动中国那样高速的发展。当印度国内外投资者看到印度的发展潜力后,印度吸引外资能力必将急速增长,这一点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
行业层面的比较
“究竟哪一种模式更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可能在国家层面找到,必须深入到行业层次。中国和印度都存在一些由于管制严格、缺乏竞争而导致发展缓慢、效率低下的行业。但两个国家也都存在由于管制较松而蓬勃发展的企业。
麦肯锡全球研究学院一直认为高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生产率,阻碍提高生产率的主要障碍是政府微观层面阻碍竞争的层层管制。印度就是这一观点最好的注释。
印度生产率较高的行业包括IT业、软件业和业务流程外包行业。这些行业成功创造了数十万就业机会和几十亿美元的出口额。这些具有潜力的新兴行业躲过了政府的管制,避开了被扼杀的可能。IT、软件和外包服务企业不受其它行业在工作时间和加班等相关劳动法规的管制,同时政府允许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而这在零售业等行业是不允许的。如果没有这些国外资金的注入,这些行业是否会在印度起飞,就值得怀疑。到2002年为止,这些行业吸收的外资占整个印度吸收外资总额的15%。
生产率居中的是汽车行业。这个行业自从20世纪80年代政府放松管制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92年为止,多数针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得以解除,这使得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得到很大提高。车辆价格也随之下跌。即使发生了行业整合,但由于需求强劲,行业的就业状况依然保持稳定。尽管如此,由于整车的关税居高不下,国内的汽车制造商仍没有直接参与国际竞争。这意味着该行业的效率尚未达到其应达到的水平。
处于生产率发展最低端的是消费电子行业。虽然该行业的外资投资限制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解除,但是整个行业仍处于各类进出口关税、国内税赋和相关法规的层层束缚中,导致了印度的消费电子产品不仅无法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即使在国内价格也是一般消费者所无法承受的。食品零售业的情况则更糟,部分原因是国家完全禁止外资进入。该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6%。
再看一下中国。中国已拥有一些相对较为自由而富有竞争力的行业,如消费电子。它的劳动生产率是印度的两倍。在过去20年间,该行业由于国外直接投资和国内同业的竞争压力已具有国际竞争力。该行业的成功与政府对此行业采取的相对宽松的监管政策密切相关。当然,这相对宽松的监管政策很可能是由于当时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该行业的发展潜力。现在,中国每年生产的消费电子产品总值为 600亿美元。
中国汽车行业的前景尚未明朗。政府将该行业定位于战略性产业,加以严格管制,只希望通过开放获得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市场已经对国外汽车制造商开放,消费需求得到很大提高,价格也降下来。然而,汽车行业也充分反映出政府干预对遏制潜在国外投资的负面作用。国外汽车制造商只能通过建立合资企业进行投资,汽车配件必须从当地供应商采购,并且关税之高使得进口车无法参与市场竞争。当然,随着私营企业的壮大,竞争也在逐渐加剧。但中国合资企业的生产率仍然比日本和美国低——而且相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更低,这很让人吃惊。
从行业层面比较,在IT和业务流程外包服务行业,中国即使花15年也未必能赶上印度;而在消费电子行业,中国则在整个市场上居于主导地位,印度再花10年也不能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威胁。
汽车行业的胜负则难以定夺。印度市场中的竞争要素带来了许多技术创新。印度利用低成本的劳动力,不采用耗资巨大的自动化生产。当地的工程师已经开发出 Scorpio等新型产品,这是一种SUV车型,其零售价仅为美国的一个零头。在中国,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将该行业做大,但是政府的管制却限制了该行业的竞争潜力。
现在就判断究竟是哪种经济发展模式更好还为时尚早。实现强劲持久的经济发展必须依靠较高的生产率,而且要着眼于行业的发展。而要实现较高的生产率,则要靠政府建立健全的管制机制,同时扫除一切阻碍竞争壁垒,为发展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中国和印度都有机会使企业和国家经济实现繁荣发展
印度的软件服务业(听说比中国发达)是什么?谁简单说一下
是比中国发达,印度软件业主要集中在以南部城市班加罗尔为中心的新兴产业城市群...目前它的综合实力仅次于美国“硅谷”。是世界最大的软件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群)。中国目前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很快,相信不久将迎头赶上印度。大连市中国大陆该产业的领军城市,而且还在打造世界软件服务外包心领军城市。其它的像苏州、上海、北京、广州、杭州...都在大力发展该产业集群...
世界上软件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为什么是印度而不是中国?
说起软件,我们自然想到了美国,韩国,台湾,爱尔兰和印度,开发软件需要几方面的资源,一是天生的丰富的想象力和复杂的运算推理能力,二是要有相当的用于编程的英语水平。三是要有专心一致的绝佳的记忆能力。四是要有一个强大的能充分自由发挥个人天赋的创业平台。印度高度发达的软件业当然也离不开印度人几千年一直不变的生活习惯和信仰爱好。一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往往决定了所做事情的成功率,兴趣越强烈,那么成功的可能性则会越大,在印度兴趣就是天才的同名词,几千年来,中国的历代王朝一直把愚弄百姓放在第一位,女子无才便是德,八股文,文字狱等等,这些让统绐阶级得意一时的惊世创举,难道不是中华民族走向衰弱的悲哀?历代统治阶级自以为只要比老百姓懂得多一点,便可以永远高高在上了,所以不仅他们自己不求上进,不思学业,而且还通过各种政策和社会活动进行种种人身自由和天性发挥的限止,中国有多少天才因此埋没,我们无法谅解他们的所做给中华民族带来的落后和耻辱。落后是终究要挨打的,因为虚度时光,我们最终落后了,因为埋杀人才,我们长时间没能拿出创新与成果来,因为自大,就不知世界上还有其它人存在。因为落后,我们现在只能跟在别人的屁股后走一步算一步。因为落后,我们只有靠仿造过日子,因为不团结,我们不能在短时间内有所创新和发明。因为虚荣心,我们拿别人的成果当自己作宣传,因为害怕,我们拿笔头来恐吓人家。因为不守信用,所以周边的国家都视中国为敌人,因为不团结,因为落后,我们最终成了列强瓜分的一块肥肉。今天,通过我们的上一代的血的教训和无数生命的巨大代价,硝烟弥漫的岁月暂时不再,但无形中无声中送给别人的却比当年更多更多。。。。。只要落后还没法消除,战争的阴影永远不可能就此离去,中国仍将面临更多的来自列强的灾难与挑战。
我国古代就有了四大发明,可经历了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国为什么拿不出半点值得世人骄傲的东东来了呢?是啊,中国在漫长的几千年来几乎都趋于停止不前的状态,我们始终拿古代的四大发明和万里长城引以为豪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这难道不是历代统治阶级的伟大功劳吗?直到近代,八国联军侵入中国,中国的统治阶级才突然醒悟过来:不仅在它们的统治下,老百姓变成了猪,自己跟猪其实也差别不大,这是多大的国耻啊,中华民族的后一代们,难道你们还要治袭前人走这样一条可耻的道路吗?中国历来的教育制度都是充满阶级欺骗性的,教育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只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广大的下层阶级尽管各种人才大有人在,但由于知识的高度封闭性,如跟不上政治形势的大多无法从学校里或社会上学到真知实学,再加上家庭贫穷,即使是天才也难以发挥出来,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华民族确实是一个劣等的民族,被世界上其它优秀民族弊视也不足为怪了,事实上,从古至今,一个国家或王朝的核心领导人的思想境界和文化修养及兴趣爱好在很多地方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和改革方向及总体布局。印度的软件同印度的佛教和形形式式的预测业和天文学一样,给印度这个国家笼上了一层神密的面纱。相对于几百个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能在如此贫穷的国度下创造如此辉煌的成就,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我们没法否认,印度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在成就的背后,我们可以想象印度领导人的光辉形象,这不是靠有些文人动动笔杆,耍耍嘴皮,做点手脚就能做到的。
提起软件,我们不得不佩服印度,同样拥有十多亿人口的贫困国家是怎么跟这个软件王国相提并论的呢?这与印度这个国家的多民族多血统有关,在印度几乎集合了全世界所有的人种,白人,黑人,非洲人,美国人,几乎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人在印度都能找到,印度人的好客和团结使印度这个混血儿王国成了所有乐天知命族的集合地,在这里既有几百万人的微软公认的软件高手,也不缺身无分文靠在路边晒太阳度过一生的乞丐们,甚至在大街小巷也到处可见留着浓密胡子的算命高手。这边是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那边却是连绵几百里的贫民窟,印度的软件业之所以有如此的发达离不开贫富分化产生的巨大的聚钱效应,更离不开其与美国的特殊关系。
印度人本来就具有不同寻常的想象力,复杂的种族和血统更赋于了这个国家不同世界其它国家的独有的民族特色,仅管贫困,但印度人还是过得很快乐,精神食粮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多民族多血统多灾难不仅使印度人增长了不少见识,还使他们对各种语言和文化有了更高的分析和领会能力,特别是澳大利亚及西方发达殖民国家的侵入,使印度人免费学会了英语这门重要的编程必需语言,国家的贫困不仅没有使印度失去信心,廉价的劳动力和超人的智慧加上几千年的文明就像一盘丰盛的美餐吸引了世界各国商人对其的特殊兴趣。
当然在印度的美国移民和殖民者也使印度人与美国之间有了一层神密的亲缘关系,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推动下,美国愿意把自己的核心技术透露部分给印度,对印度而言,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脱贫机会,印度当局的明智选择和高度重视更推进了印度的软件业不断向前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印度人乐天知命和严格务实的工作作风,在贫穷和利益的驱动下使他们纷纷选择了软件这个特殊的可能一夜暴富的行业。可以说,印度的软件之所以这么发达一半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培训的结果,一半是印度人知慧的高度结晶。也是美国与中国关系僵化的具体体现,美国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美国更愿意扶殖一个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国家,来达到他们控制全球的真正意图。这本身就是非常符合美国与印度的实际利益的。印度的贫穷确实很需要美国的大力帮忙,同时印度人也从美国这个盟友这里得到了真正的实軎。
印度软件行业比中国发达吗?
不好这么说
一般不了解印度的都认为印度软件业比中国发达,但实际上印度的软件业主要是外包型的,说白了就是给微软啊、甲骨文啊之类的西方公司打工,很少有自己独立的知名品牌。
中国软件业不管怎么说都有几款在世界上都小有名气(杀毒啊,网游啊等等),相反印度就很少有。
它的软件业比中国有利的就是英语教育导致对程序的理解比中国人入手时要顺利一些,但是从整个行业来看,印度软件业整体实力跟中国差不多,至少不会好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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